那天傍晚，我带儿子去了海边。
他在前面跑，踩得沙子扑扑作响，跑了一段回头看我。
我坐在堤坝的台阶上，把外套拢紧了一些，任由海风把头发吹乱。
儿子跑回来钻进我怀里，把两只脚踩进我的外套里取暖。
我把外套的一角盖在他腿上，下巴搁在他头顶。
远处的灯塔亮起来，一圈一圈地扫过海面。
“妈妈，爸爸是坏人吗？”
我顿了一下，没有立刻回答。
儿子仰起头，睫毛很长。
“他说我是野种。”
我搂着他，把话说得很平：“他说的不算数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是不是好人，不是靠嘴说的。”
儿子想了一会儿，把头重新靠回我胸口：“那妈妈是好人。”
“妈妈做过很多不好的事。”
“但你没有骂过我。”
我低下头看他，发现他已经闭上眼睛。
我想起七年前那个推开公厕门的傍晚。
窗台上一个破纸箱，孩子包在一件旧毛衣里，哭声已经哑了。
我当时只想着送他去孤儿院，转了两条街也没迈进去门。
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事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就像那七年我每天睁开眼睛继续撑着，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宏大的计划，只是不想输。
现在也还是不想输。
只是赢的定义，已经不一样了。
很快春天来了，儿子开学换了新书包。
他自己挑的，说比黑色的好看。
我给他系上扣子，问他为什么。
他想了想说：“因为妈妈喜欢红色。”
我没纠正他。
我不记得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。
背上书包，他跑下楼梯，又折回来。
把脸凑近我，在我脸上用力亲了一下，然后跑掉。
公司拿到了海城西区的商业综合体开发权，消息出来的第二天，有三家基金主动来约谈。
我坐在会议室里听完两轮，记录员翻了三十多页的备忘录，两个联席律师喝了一整热水壶的茶。
散会之后，前台拦住我。
“沈总，有人在等候区坐了快两个小时了，说不用通报，等您有空。”
我在走廊尽头看见他。
林宗耀靠在沙发扶手上，西装笔挺，看着窗外的工地发呆。
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。
和上次那个一模一样。
我把他带进了单独的会客室。
两个人都没有先开口。
茶端上来，他没动，我也没动。
“还是把这个收了吧。”
他把信封推过来，声音没什么起伏。
“那笔钱是给他的，不是给你的。”
“他现在用不上，”我说，“等他长大，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。”
林宗耀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再推那个信封。
“他现在怎么样？”
“换了个红书包。”
林宗耀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我没有解释。"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