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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等你回来，我们要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。”
1977年，陈昭在信里这样写。
1980年，我攥着北大录取通知书推开他家门，
开门的却是个烫卷发的陌生女人，怀里抱着个约莫四岁的男孩。
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
陈昭闻声从厨房探出身，手里的锅铲“咣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“晓婉？”
他嘴唇哆嗦，“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”
突然？
我上周寄的信写得明明白白：十二月十八日到站，勿念。
那男孩搂着女人的脖子，脆生生地问：
“爸爸，这个姨姨是谁呀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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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介绍一下？”
卷发女人的声音冷了下来。
陈昭慌忙走出来，一把拉住我，
反手带上了那扇我曾无数次，幻想贴满喜字迎接我的门。
“我们出去说。”
他拽着我一直走到家属大院门口才停下。
我甩开他的手，声音止不住地发颤：
“她是谁？”
“是我妻子”
他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
北城的冬夜寒风刺骨，我全身冻得几乎僵硬，脚下发软，几乎站不住。
我死死咬住牙关，不让眼泪滚下来。
“那我呢？陈昭，我算什么？”
他像是被我的话刺到，喃喃地说：
“晓婉我一直拿你当妹妹”
当妹妹？
我从旧劳布包里抽出一封发黄的信。
手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薄纸。
1977年3月，他明明白白写着：
“等你回来，我们要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。”
“我要每天早晨醒来，上面用毛笔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和籍贯。
他拿起钢笔，在一张印刷好的邮寄单据上唰唰填了几笔，找出邮寄专用章，沾上印泥，“啪”地一声盖在单据指定位置。
“给你。”
他把单据撕下，连同档案袋一起，有些用力地推过桌面。
我拿起邮寄单，仔细核对，确认无误。
“谢谢白局长。”
他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抬起眼睛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将档案袋也仔细收进帆布包。
“林晓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得罪我，对你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”
我抬起头，迎上他的目光：
“我只知道，如果今天我不来这一趟，我的后半生，就真的毁了。”
走出县政府大楼时，天色阴沉，像要下雪。
我捏紧了手里的邮寄单据。
这张纸很轻，却是我用六年荒芜的青春，和今天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，换来的。
档案的事解决后，我买了去北京的车票。
第二天，刚准备从招待所出发去火车站，陈昭却又找来了